20世纪30年代，北京城曾有四大名医闻名全国，妇孺皆知，声名显赫。他们就是萧龙友、孔伯华、施今墨、汪逢春。一提起这四大名医，即便对于现在的中医界，也是影响深远。

他们的声望是来源于当时百姓的心口相传，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寻常人家，都对他们的医德和医术十分信服。1935年时，国民政府颁布中医条例，规定对所有从事中医行业的人员进行考核，医术精湛、颇负盛名的这四位中医便作为主考官，负责命题与阅卷，从此便有“京城四大名医”之称。

京城四大名医之汪逢春（1884～1949)，江苏苏州人，精研医学，博览群籍，虚怀若谷，强调辨证施治，在京悬壶，门庭若市，妇孺皆知其名。

言传身教注重临床

汪逢春诊病严谨，对教学也十分严格，注重医德，收徒弟也十分谨慎，要求必须有古代文学基础，至少读过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古文观止》等古书，还要写得一手好字。徒弟在拜师后，每天在跟随汪逢春学习的过程中，要抄写底方、病例，可这个工作可不是谁都能做的，必须要有一定的资历，汪逢春才会允许，可见其对行医的严谨。

汪逢春擅治时令病、胃肠病及妇科病，对于湿温病多有阐发。他教学注重实践，每月初一、十五都停诊，让徒弟们聚在一起讨论病例，培养出了一个又一个良医。汪逢春最佩服清代的医学名家徐灵胎。

常以“故以脉为可凭，而脉亦有时不足凭”教导学生诊断时要谨慎，不要只重脉象，还一定要四诊合参。汪逢春还带领徒弟实习制药过程，到窑台看锯鹿茸，到天坛复泰参茸庄去看制茸，他认为医生必明药物制法，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。

例如什么叫酒炒当归、吴萸制黄连，前胡为何用麻黄水炙等，明乎此，临证时才能得心应手。汪逢春言传身教，医者仁心。他每天必定留几个免费号给看不起病的穷人。不但挂号费、诊疗费分文不取，开好方子，签上字，穷苦病患可去同济堂免费抓药。虽是施诊舍药，也都是尽心尽力，绝不含糊。

为人低调谨慎谦和

行医多年，汪逢春积累下无数病案、药方，救人无数。徒弟们曾建议他整理医案，可他为人低调，总推说以后再议。一次，一个常来医馆的老病患就诊没带底方，幸好之前的底方保存完好，查验方便，诊治也快捷。后来汪逢春终于首肯此事，还再三叮嘱弟子“务求其实用，毋事虚饰”。


回忆起编辑医案的经过，其弟子谢子衡说：“我和几个师兄弟一起商量，决定各自总结一类病例，最后汇总到我这里总体编辑。大家每晚回去抄录一部分，我再从中筛选。总结好一部分，请老师审查一部分。”

1941年，初稿完成，因汪逢春书斋名叫“泊庐”，取自诸葛亮《诫子书》中“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”之意，师生们商定书名为《泊庐医案》。汪逢春不好宣传自己，由徒弟们写了前言，在首页印制了18个徒弟的名字，当年3月份，付诸刊印。

汪逢春非常重视临床经验，他曾说：“熟读王叔和，不如临证多”，认为《金匮要略》、《伤寒论》背得烂熟，也不见得会看病，临床经验才是最重要的。中医看病讲究因人而异，病人个体差异很大，许多病人的症状并不像书中所写的那么典型，甚至有病人的症状与疾病灶不符。

许多刚入临床的学生，或年资尚低的医生，知识很丰富，但诊病没有思路。经验的积累，是要靠在临床一点点磨练出来的。只有见过的病症多了，再面对相似的症状时才会有更广的思路，才不会遗漏疏误。汪逢春行医不图扬名立万，一贯低调，只钻研医术。

“有麝自来香，不必迎风撩衣裳”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。他对病患像对待自己的家人朋友，施仁术，重医德，数十年来，始终如一。深得老师言传身教的名医谢子衡也常以老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并且常自勉“名利竟如何，岁月蹉跎。几番风雨几晴和，愁风愁雨愁不尽，总是南柯。”

汪逢春敬重同道，为人谦和。如遇病人经前医治疗无效者，也积极想方设法扭转病势，一旦无望，也不发怨言，不找借口推卸责任。他常说：“如怨天尤人，自我吹嘘，等于自我报复，结果必将一败涂地。”

他从来不宣扬自己，从不登广告。记得曾有一学生登汪先生去某地出诊的广告，他知道后非常恼火，对该生严加申斥，并告之以后绝不可如此。他说，我个人是不主张自我宣传的，至于技术高低，百姓会给以正确评价的。

汪先生严格要求学生，虽已考取执照，有的仍不许其挂牌开业，需要再现察一段时间，并嘱其小心从事，遇有疑难多向别人请教，千万不可粗心大意。而且还定期指导学生，讨论病例。

吟经颂佛一笑而终

一生信佛的汪逢春，每早五时便起床，诵读佛经，然后静心打坐、研读医书。自来京城住在江苏会馆起，便题书斋曰“五斗斋”。每天饮食定量，作息按时，虽忙碌却有条不紊，常年的修行，让他遇事宠辱不惊，澹泊名利。


喜爱收藏的他一生中收藏图书甚丰，且喜爱古玩字画，故后书籍归汉文阁，字画归故宫博物院。汪逢春临终前正在盘腿打坐，一笑而亡，毫无痛苦。

如今，四大名医的后人和徒弟仍然活跃在北京城的中医界，而四大名医流传至今的绝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和绝妙的药方，更是他们至高的医德，无不令人赞叹其大医精诚。